学者有价值的存在方式受制于制度的开放性和学者本身的追求，然而，谋求“学术化存在”之外价值的不乏其人，表现为多样化的学术投机行为。所以，我们需要树立学术榜样——智慧而厚积的人。智慧而厚积的学者应当是在特定的研究主题上不断深化，同时又有跨学科的知识编织的外衣，从而让心灵保持开放和充满智慧，真正推动知识的创新和进步，并保持对社会的审慎思考。
从某种情形来说，我们这些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是“寄居”在某个学科中而得以生存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研究行为的正当性甚至合法性都是在这样一个似乎明晰的路径下进行有限选择。因此，我们的“安全”在于这门学科的“存在”。这也是为何在时下的高校中，一个“边缘”的学科专业面临末位淘汰，进而会让任职教师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于是，有的人选择新的学科作为羽翼，而有的人则依赖教育制度中存在的“惰性”而勉强支撑。
这似乎是一种悲哀，但这并非全都如此。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个贝特森也就是给“遗传学”取名的老贝特森（William Bateson）的儿子。小贝特森出生在英国，后加入美国国籍。他强调个体与其他人的传播关系的重要性，但他并非传统意义上传播学学科下的学者。他的研究对象不限于人类，还包括海豚之间的传播互动。小贝特森的最后十年也不是呆在一个学科性的院系里，而是在寄宿制学院里生活，并以“贝特森”的身份教授课程，而不是以某某学科教授的身份。有人认为这只是与小贝特森本人兴趣广泛，诸如研究领域涉及心理学、社会学、进化论等。但人们却忘了应当强调的问题：什么才是学者有价值的存在方式？虽然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应如此精力充沛、兴趣广泛，但制度是否给这样的人提供了生存的便利条件，则显示了制度的开放程度。此外，从学者的个人追求来说，其存在意义不能仅仅来自于学科院系的“施恩”，而应是自身的“研究存在”的价值，它的意义也不局限于所谓的学科院系。
事实是，当下不乏与“研究存在”的价值相去甚远却以研究员或教授身份自居的人。一些学术身份的评价标准本身也是一个误导，它所形塑的不少学者有时如一块毛石披上了薄薄的翡翠外衣，而不是翡翠外面包裹着毛石。也恰恰是这样的人穿梭于浩浩荡荡的研究者队伍中而取得了“注目”的景观效应。尽管这些拥有不同名号的“长”们、“家”们日益暴露出尴尬的学术囧境，但只要你有“赌石”的勇气砸开他的外壳，就能得出其原本的极为有限的“学术价值”。更让人奇怪的是，有些名号是可以有计划地给予的，有时是可以出于扶持的需要而授予，甚至不排除基于特定的目的，有意借此施以巧妙的学术营销和包装而为本单位“撑门面”的情况。这些营销和包装远甚于来自学术共同体的真正认同。这恐怕是当今社会对“教授”，以及“教授”之间缺乏相互认可和足够尊重的重要原因。
多年前，被评价为拥有原则性而又不失灵活性的邓小平早就敏锐地讲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见，制度虽非万能，但制度作为约束人、引导人，进而成为形成特定秩序的规则，占据着基础性的地位。因此，完善的制度以及有效的实施方式至关重要。但这方面，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往往因某些原因缺乏来自基层一线教师中肯的建言。
何谓真正的学者？平时在阅读令人尊崇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最让我们莫名的、几乎是有些冲动的感受往往来自文字的晓畅、思想的高度以及观察的深邃。如果说晓畅可以通过重复的工匠式训练比较容易达到的话，那么思想的高度和观察的深邃则完全是一个学术研究者自觉和持续不断的智识累积的结果。阅读之，你会发现研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严密的逻辑关联，那种将历史的追溯、理论的使用恰如其分地编织在其中，以不可辩驳的气势表达理性的说服力和对现实的阐释力不得不让人钦佩。这时候，学者的思想品性尽显无疑。
同样，学术生活中识别一个“聪明”的学者很容易，那就是在研究议题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做到了跑在前面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她）们是拓荒的人。但这种拓荒在理论和知识贫乏的年代，其所具有的意义远远大于在一个理论泛滥和知识混杂的年代。大概也正是如此，今天一直乐于享受着这种拓荒感觉的人只有不断在变换的过程中感受着变化的新意和价值。然而，他们一旦习惯了这种方式，而很少做停留的时候，走马观花式的短见又会很大程度上抵消它的“新”价值。这样的表达并不意味着否定这类研究者的独特性。人们很容易发现，这些人早先因为占据独有的资源才得以走在前面，比如外语水平、稀缺文献和外出访学。只是这样的独特性已时过境迁：在外语（主要是英语）成为通用语，文献在全球流动，出国访学成为交流常态时，有些人开始学术投机，追求表面的所谓的学术价值。
有意思的是，近些年来，有些人在自我简介中往往刻意强调“访问学者”身份，并已然成为一种潮流。可是人们真正关注的是“访问”身份还是“学者”身份呢？须知，后者恰恰需要通过能够“学术对话”才能确立其地位和存在的价值。但正如生活的游戏化让人的思维也游戏化一样，“不成文的规则”变成了下意识行动。这就使得“访问”变成了“游学”。如果说这些人和前述的“聪明”的学者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就是都是在以游戏的心态对待严肃的学术研究，其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程度差异。从中西学术对话及其未来发展角度来看，强调形式化的“访问”这种情形，也容易演变成国内一些学者所说的“单方的接受与依附，加剧对本土研究的漠视与本土学术话语的迷失”，从而造成所谓“西方学术中心主义”效应。
对国内学术交流来说，学术投机导致知识群体与非知识群体之间的互动出现了信息的非对称性，增加了社会的搜寻成本，甚至不同程度地损害了社会原本构建的具有特殊象征性价值的群体——这原本是应该和值得尊敬的群体。而如今，人们对那些不研究的“研究员”、不治学和教学的“教授”等却已见惯不怪了。须知，对普通公众来说，教授就是教授，这是他们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唯一身份识别。只是，由于制度的缺陷和个人原因，这个群体身份的往日荣光早已不再。
从理想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智慧而厚积的学者。单纯性厚积的学者常常带来交往的误区，执着于方寸之地。如果仅仅是研究议题的单一本身无可厚非，但知识的偏执则无法称之为智慧。因此，智慧而厚积的学者应当是在特定的研究主题上不断深化，同时又有跨学科的知识编织的外衣，从而让心灵保持开放和充满智慧。由此，人们容易看到他们的研究议题（问题）不断以同心圆的方式进行拓展，以年轮式的耕耘添拾知识柴薪，浇筑理论的基业，自身也成为常青的不老之树而自立于万亩之林。
更重要的是，智慧而厚积的学者通过开放而深邃的心灵保持了对社会的审慎思考。因此，他和研究中的“圆滑”一点不沾边，他进行的是一项有社会价值的思考，并赋予其研究以真正的主体性。简单地说，他“将学术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对凯瑞的评价。凯瑞在其著作中则将优秀著作具有的特性归结为深度、超越，甚至是复杂性和令人困惑的矛盾性。在谈到学者殷尼斯时，凯瑞这样评价：“他的著作不仅是用来读的，而且是可以与之共同思考的。他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历史的、经验的、阐释的和批判的学术型研究模式。”
实际上，国内不乏类似的学术榜样，但如何让更多的学者变得智慧而厚积，应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时代命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